颠覆性技术创新应着眼于三个“更加突出”

　　颠覆性技术创新与渐进性技术创新的交替出现与循环往复，构成了科技创新的演化进路。技术粒子是构成宏观技术现象的微观单位，当技术粒子聚焦于在位技术时，就会沿着在位轨道的发展方向运动，这就属于渐进性技术创新。如晶体管电视通过扩大屏幕尺寸进行性能改良的创新活动。当技术粒子预测到新兴技术时，就会从在位轨道向新兴轨道跃迁，这就属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如液晶电视对晶体管电视进行功能迭代的创新活动。由此可见，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对在位技术的思维逻辑和技术路线的革命性突破和创造性重构。

　　科技创新的演化进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当下正值第五、第六次技术革命的交汇期，我国是顺应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浪潮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还是追随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余热进行渐进性技术创新？习多次强调要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主动作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探索、研发、转化是一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

　　技术粒子从在位轨道向新兴轨道跃迁的过程中，由于早期颠覆性技术的研发成本高，市场前景不明朗，当在位技术通过渐进性技术创新呈现出较高的比较优势时，颠覆性技术就会与在位技术发生竞争。此时，各种创新力量便无法聚焦于同一方向。有的会选择在新兴轨道上探索颠覆性技术创新，有的会继续在在位技术轨道上进行渐进性技术创新，从而呈现出创新力量异轨性的特征。要想打破先发国家的技术垄断，实现变轨超车，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使各种创新力量同向聚合，形成集智攻关的良好局面。

　　一是构建良性竞争模式。目前，权威时代已经被涌现时代所取代，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智库机构、科技社团等各类创新主体都有可能成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应在国家层面组建专门从事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整合各方创新力量，搭建交流对话平台，促使创新思想碰撞。应根据思想碰撞的结果选择一批优质方向作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大项目，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多主体平等参与、联合申报、集智攻关。应确保项目全程竞争，不仅要把好申报入口关，优化非共识性评审机制，而且要强化过程评价，随时以更好的方案替代在位方案，使良性竞争始终处于更新与重塑中。

　　二是设立创新保护空间。技术粒子的跃迁过程非常艰难，始终伴随着初始期在位技术的打压和成长期市场认可的鸿沟。为了保障集智攻关免受干扰，设立创新保护空间是必要之举。应根据颠覆性技术创新“未知多”“风险高”“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加快建立突破常规的科技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对政策支持、经费使用、容错免责、知识产权、职称晋升、奖励措施等方面实行差异化治理，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科研沃土，促使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技术粒子从在位轨道跃迁至新兴技术轨道，将逐步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的迭代。迭代不同于取代。渐进性技术创新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后又会在新兴轨道上引起一系列渐进性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由此可见，虽然技术粒子的这种跃迁运动在具象层面上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但非线性的技术跨越背后隐藏着线性的技术积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非线性跨越，只是在功能上取代了在位技术，其底层逻辑仍然遵循“科学—技术—产品”的基本发展规律。因此，需要在突出集智攻关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基础研究的战略谋划。

　　一是建立自由探索与目标驱动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基础研究分为纯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者的发生机理不同，相应的研究模式也会有所差异。纯粹基础研究偏向于自由探索，应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敢于创新、科学求证。应用基础研究偏向于目标驱动，应破除知识悖论的幻象，鼓励科研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复合型创新团队，以“四个面向”为目标进行协同创新。

　　二是打造外部招引与自主培养相结合的研究队伍。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显示，今年我国创新力综合排名保持在第14名，是唯一一个跻身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基础研究与先发国家仍存在差距。人才是基础研究的关键。应加强外部招引力度。通过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引进高层次尖端人才，尤其是“诺奖”级顶尖人才，形成以点带面的良好发展态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技术迭代背景下，外部招引应重点关注具有多元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甚至可以考虑引进复合型创新团队。应加快自主培养步伐。通过加大自然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吸引国内拔尖创新人才投身基础研究。通过发展研究型高等院校，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等重点领域探索本硕博连续培养模式，培养一批战略科研人员、科技领军人才、创新研究团队。

　　颠覆性技术创新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力。只有将颠覆性技术对象化为具体的产品，并以此驱动整个产业变革，才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力。如果仅仅将颠覆性技术创新视为思辨中的概念游戏，或是书本中的理论研究，那么这种局部视野非但无助于实现技术奇袭，反而会陷入技术陷阱，甚至造成资源浪费。成果转化是连接技术创新与产品应用的桥梁，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对象性特征决定了，除突出集智攻关的顶层设计和基础研究的战略谋划外，需要更加突出成果转化的制度安排。

　　一是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并不是唾手可取的指令性运动，开放市场是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方式。应加强产业联盟创新，以产业链为主线，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市场运作”的创新示范区、联合研究院、合作实验室。通过政策协同、资源协同、体系协同，不断提高成果转化率和转化速度。应加强数据集成创新，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吸引各类创新主体作为第三方及时响应成果转化的技术需求。同时，建议尽快完善颠覆性技术成果转化的“互联网+”标准化服务体系，引导科技中介服务市场向专业性、规范化、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机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需要经过二次开发、中间试验、生产加工、规模扩大等环节才能实现产品产业化，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资金筑基。应完善财政投入政策，通过稳步增加财政投入、优化财政投入结构、细化财政补贴办法、丰富财政扶持方式，缓解成果转化中资本缺乏的问题。应完善投融资体系，通过建立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平台，整合各方资本力量，形成以政府财政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投入为支撑、社会资本投入为补充的新局面。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优化税制结构、扩大激励范围、转变优惠方式，激发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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