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湖北故事]一生钟爱这个湖

　　4月12日,武汉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从东湖岸边望去,湖面上水雾朦胧,远处绿树高低起伏,犹如一幅山水画。

　　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温降水过程,江城的气温比前几日下降了近10摄氏度,突来的降温,没有打消游人赏湖的兴致。

　　在100公里长的东湖绿道上,两旁的水杉树,沿着湖岸和湖心延伸,年轻的夫妻推着婴儿车,大学生三五成群地骑着共享单车,景区电瓶车上载满了说着外省方言的老人,户外爱好者或跑步或徒步,绿草茵茵的湖畔,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

　　东湖,这个中国最大的城中湖,近年来水质逐渐改善,风景变美,还湖于民,成为武汉市湖泊保护与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样本。

　　东湖的东北岸边,新修的环湖绿道,弯弯曲曲地绕着一个小村庄,路两旁盛开着红色的、紫色的小花,湖畔披上了绿衣,几只铁皮小船,静静地泊靠在一小片芦苇荡旁。

　　这个鸟语花香的湖光村,常有骑着单车的年轻人经过,乘着电瓶车赏湖的游客在此驻足。

　　不过,8年前,这里的环境曾让东湖首任“民间湖长”柯志强感到担忧。2010年,36岁的柯志强,组织起一支两三百人的湖泊保护志愿者队伍,花费数月时间,走遍了东湖100多公里的湖岸线,对排污口和污染源进行地毯式搜查,用纸、笔和镜头记录下了东湖污染情况,编写完成了《东湖大调查报告》,递交给武汉市政府。

　　那时,当走到接近湖光村的地方,柯志强远远就闻到一股臭味,走近才发现村里有几处养猪场,污水猪粪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湖中。

　　在武汉大学附近的半侧山湖边,柯志强和志愿者发现一个2.5米宽的排污口,污浊的黑水全部流入湖中,每天排污量高达2700吨。

　　如今,湖光村的养猪场早已迁走,昔日的臭气熏天,变成今天的鸟语花香,排污口也全部得到治理,柯志强成为东湖变美的见证者。这些年,武汉致力于做足做好水文章,全面退渔、全面截污、湖内清淤、生态修复……东湖水质在逐渐好转,有望重回昔日的一池清水。

　　2017年6月,东湖国控点水质情况发布,水质整体转变为可供游泳的Ⅲ类、部分子湖达到可作为饮用水源的Ⅱ类标准,实现40年来最佳。

　　在33平方公里的东湖,沿湖的绿道,串联起东湖的听涛、磨山、落雁等沿岸景区。这更是一条文化绿道,把历史上的传说故事连接起来,这里有屈原泽畔行吟,刘备磨山祭天,鲁肃沙洲葬马,李白湖边放鹰。

　　湖边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林立,对岸的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美术馆,更为东湖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

　　湖北省档案馆的档案显示,生于1888年的周苍柏,在41岁时慧眼相中东湖风景,零敲碎打般购置湖边无数小块荒地,又多次登门从杨显东手中无偿得到磨山,并立“海光农圃”牌坊于湖边,栽种树木花草装点农圃。

　　这位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的宏愿,是把“海光农圃”办成“湖北花园”,让广大民众有一个四季景色优美的旅游休闲胜地。他也被后人称为“东湖之父”。

　　1949年,时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周苍柏,主动将“海光农圃”献给了国家。这年9月24日,经请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按照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海光农圃”作为民族资本经济被接收,更名“东湖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朱德等人曾在湖畔漫步,1954年朱德在东湖视察时挥毫题词: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

　　4月的东湖北岸,一排排笔直的水杉树,挺立在岸边,离岸不远处的一片小山坡上,几棵百岁以上的高大樟树,茂密的枝叶掩映着一排白墙小楼。

　　早春时节,小山坡上红梅、黄梅、白梅竞相开放,在历史上因此得名“梅岭”。1958年7月,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青年教师戴复东、吴庐生夫妇,接到一项绝密任务,在此处选址设计一组专作接待用处的建筑群。

　　3年后,这个外观朴素的建筑群投入使用,招待部分被编为梅岭一号,随行人员住处编为梅岭二号,小会堂与游泳池连体部分编为梅岭三号。如今的梅岭一号,变成了故居陈列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是在东湖宾馆的主要办公、起居之所。这排小楼里,曾产生过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见证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生钟爱东湖,将东湖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1953年至1959年,在梅岭一号建成之前,他就曾多次下榻东湖宾馆南山甲所。

　　他曾在东湖宾馆感慨:“这里有长江,夏天可以游泳,东湖的樟树、桂花树、竹子风景真好,四周的柳树、水杉树甚多,对岸是老鼠尾、远处是中山亭,那边是珞珈山,茂密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东湖真好!”

　　据东湖宾馆相关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2月16日起至1974年10月12日,共下榻东湖宾馆48次,每次居住时间短则十天半月,多则达半年之久。东湖宾馆成为继北京之后,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并享有“湖北”的美誉。

　　更早的时候,青年就推崇诗人屈原和楚文化,学生时代曾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用颜体手抄《离骚》全文。革命年代,武汉是成为卓越军事家的起点,他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

　　1965年3月16日至4月29日,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每天散步从梅岭一号到南山甲所,从甲所走到百花,再沿东湖边慢慢转到水榭回梅岭一号,借以思考国际国内大事。

　　在东湖宾馆居住期间,这位领导人,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接见干部群众,指导了湖北水利建设、农业生产以及钢铁、机械、纺织等工业的兴建和发展,决策一大批重大建设项目,提出过修筑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作出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并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作《三告台湾同胞书》……

　　故居陈列馆的一角,一副乒乓球拍和两只乒乓球,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墙上挂着一幅在东湖宾馆打乒乓球的老照片。上世纪70年代,他利用小小乒乓球推动了大大的地球,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在东湖的那些年,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共植中朝友谊树,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共进晚餐,接见过印度尼西亚、多哥共和国总统、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首脑……64个国家的94批客人,国家元首和各领域代表团,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

　　陈列馆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与握手的照片。那是1974年9月4日,在梅岭一号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时,与握手的场景。

　　彼时,第二次复出,首次来武汉见。当着中外媒体称赞“小平同志绵里藏针,柔中有刚,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东湖宾馆的对岸,武汉大学北倚东湖水,南靠珞珈山。武大西北角的一片土地上,坐落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的办公楼,8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3个春秋,也亲眼目睹了东湖的变迁。

　　1955年,21岁的曹文宣刚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顺长江而下,来到东湖边上的水生所,从事鱼类动物地理学、生态学及保护的研究工作,此后数十年,他的足迹遍布各大高原、平原湖泊,搜寻鱼类标本,研究湖泊生态。

　　如今,这位老人对东湖最美好的记忆,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东湖曾是武汉6家自来水厂的水源地,湖的东北边一大片芦苇荡,站在长天楼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野鸭、大雁在湖面上飞起,“在三年困难时期,划个小船,去湖里捞螺蛳、捉小虾,每天都能捉到一两斤小虾。”

　　到了1972年,东湖开始放养青鱼、草鱼等四大家鱼,年投放鱼苗250万尾以上。几年后,湖中的水草被草鱼吃光,藻类大量繁殖,逐渐演变成富营养化湖泊。武汉自来水厂的水源地,从东湖改为长江。

　　在曹文宣记忆中,东湖水质开始恶化的另一原因,是东湖与长江的隔绝。在历史上,东湖原为通江湖泊,通过青山港与长江连接在一起,湖水夏涨冬落,冬天枯水期,湖底有机污染物经紫外线照射,得到降解,让水生植物恢复。第二年,湖底植物经光合作用重新萌发成长,吸收湖中的氮、磷等元素,从而缓解水质的富营养化,维持着湖泊生态系统的平衡。

　　1957年,青山港武丰闸改建以后,东湖与长江隔绝,水位完全受到人为控制,致使东湖生态的平衡逐渐被打破。

　　曹文宣提供的资料显示,上世纪70年代,东湖每逢夏秋季节蓝绿藻“水华”大量发生,水质浑浊发臭。到了80年代,水质继续恶化,1985年以来,夏秋季节出现的蓝藻“水华”近乎消失,外观上看似有改善,实际上水质、生物指标并未彻底改善。

　　上世纪60年代初,东湖有29科53属83种水生植物,到了90年代初期减少到52种,2013年全湖仅调查到水生植物14种。东湖的鱼也未能幸免,上世纪60年代东湖有鱼类79种,现在不到20种。

　　水生所一层的水生生物博物馆,展示着白鲟、白鱀豚等灭绝物种标本以及各类稀有鱼类标本,为中小学校提供科普教育。

　　遗憾的是,如今,当一群群好奇的学生,走进博物馆,从标本文字中了解曾经生存于东湖中的鱼类的时候,几十米外的湖中已经没有了那些鱼的踪迹。

　　让曹文宣感到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从中央到地方,重拳出击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党的十九大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018年1月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对湖泊的保护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开展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积极有序推进生态恶化湖泊的治理与修复,加快实施退田还湖、退渔还湖,逐步恢复河湖水系的自然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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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这座城市,因水而兴,却也因水而忧。历史上,随着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湖关系紧张,人进湖退,武汉市的湖泊,跟湖北省甚至全国的湖泊一样,也曾遭遇过数量减少、湖面缩小的变化。

　　湖北省湖泊局综合监管处处长张笑天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千湖之省”湖北100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332个；因围湖造田,上世纪80年代水利部门做的湖泊普查显示,全省百亩以上的湖泊剩下843个；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建设导致一些城市内湖被填平、侵占,2012年全省百亩以上湖泊仅为755个。

　　一份基于遥感数据的研究论文显示,受围湖造田、围湖养殖、围垸防水、围湖造城等历史因素影响,武汉市辖区内湖泊水域面积,从1973年的1170.84平方公里,减少到2015年的856.27平方公里,42年间减少了314.57平方公里,这期间武汉市中心城区的湖泊水域面积,从148.90平方公里变为99.94平方公里。

　　在湖泊遭到侵占的过程中,东湖也未能幸免。湖泊遇到的危机,也削弱了城市的蓄洪排涝能力。过去一些年份,六七月的暴雨经常给这座城市带来严重的内涝,水漫街道,楼房被水浸泡,江城治水变得刻不容缓。

　　近年来,武汉市把“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的“四水共治”,当做重点工作任务,下大功夫推进江城治水。

　　事实上,早在2012年9月,湖北省就颁布了《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次年在全国率先组建省级湖泊局,2014年在全省推行了湖长制,由省市县地方行政首长担任湖长,在湖泊保护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在探索湖长制过程中,武汉市开始得更早。全市在2011年就推行了湖长制,并于次年在全市推行民间湖长制,让有志于湖泊保护的民间人士参与湖泊保护,作为对官方湖长的一种有效补充。

　　据张笑天介绍,从2014年开始,武汉又对全市166个湖泊划定“三线一路”的保护范围,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

　　为了确保湖泊一个不少、水面一寸不减,武汉对各区的绩效考核实行“违法填湖一票否决制”,“三线一路”作为认定违法填湖的基础依据。

　　在这个“百湖之市”,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湖泊的保护有着一致的目标,两者在治理湖泊污染、修复湖泊生态上形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打响一场“湖泊保卫战”。

　　2009年11月,世界湖泊大会在武汉召开。这之前,柯志强通过当时流行的论坛、网站和社交平台,借助媒体的力量,向武汉全市征集湖泊生态环境调查的志愿者,他最初预计只能找来10多人,最后却来了1000多人。

　　这是一次全市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湖泊调查行动,有三口之家年轻夫妻带着3岁孩子,有70多岁的老人,从大学、中小学涌来的学生、老师,写字楼里走出来的白领,老街里的退休工人……

　　那几个月里,武汉市中心城区40个湖泊的岸边,出现了一支支5人或10人一群的小队伍,沿着湖边一步一步走,一笔一笔记录,用脚步丈量着每个湖泊的湖岸线,书写着湖泊的生态和环境现状。

　　一旦发现有排污口等污染湖泊的问题,志愿者们就拍下照片,记录下来,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

　　在世界湖泊大会期间,由社会力量参与的40个湖泊的调查报告和湖泊图片,在大会展厅做了展览。

　　如今,柯志强建立的“绿色江城”民间环保组织,已经有了1万多名志愿者,参与武汉市湖泊的保护与治理,对湖泊现状的调查也覆盖了全市166个大小湖泊。

　　过去13年,梅涛一直在用镜头记录着武汉湖泊的变化。这位54岁的摄影记者,生于武汉,长于武汉,跟其他武汉市民一样,对东湖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年的春夏秋冬,他都会背上相机,把东湖的美定格起来,也感受着近五六年来东湖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梅涛的记忆中,以前武大东门附近的风光村,很多开餐馆的游船漂在湖中,污水直接往湖里排,东湖听涛景区的鲁迅广场,一到周末扔的全是垃圾,连接听涛景区、落雁景区和磨山景区的道路狭窄,常见机动车拥堵一路。

　　这些年,东湖景区经过大力度治理,让梅涛看到了东湖变美的一些场景。湖中的餐馆游船消失了,景区广场变干净了,机动车开进了东湖隧道,路面修成了供市民徒步和骑行的绿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跑到东湖拍摄婚纱照……

　　一个更大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梅涛在东湖的景区,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外省方言,刚开始涌入的游客来自广东、广西和贵州,后来又加入了河南和河北方言。东湖一年四季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冬季去东湖梅园看腊梅,春节前后看白梅、黄梅,3月下旬去樱园赏樱花,4月到牡丹园看牡丹,5月赏杜鹃花,6月赏荷花……如今,去东湖赏花,已经成了武汉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一种时尚。（完颜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