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寨往事：羊肉泡馍、游泳池以及魏振海

　　现如今，若说起西安的小寨，人们常常会脱口而出“逛赛格”，那里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人流涌动，数不尽的商业繁华景象。然而，对于作为“50后”的我来说，小寨曾是我的家，这里不仅充满了童年的欢乐与哀愁，更见证了岁月的沧海与桑田。

　　1960年，在国际关系（中苏关系）恶化、国内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背景下，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便于中央能够腾出手来，可以更多地考虑国际、国内的全局性问题，同时更有利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地区的情况结合，更好地促进全国经济协作和发展。新设立的“中央西北局”就位于西安的小寨东路西南角上（现省军区），统管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由刘澜涛同志担任中央西北局。西北局的干部主要从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抽调而成，因此，在北京和西安之间，开始了众多干部家庭的迁徙之旅。

　　1961年1月，母亲带着刚过了8岁生日的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北京到达西安。在此之前，父亲已经先期到西北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从此，我的童年与小寨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61年时，属于西北局子弟学校的西安市第三保育小学（现为大雁塔小学）还没有成立，刚到西安的我被分到了西七路上的西安小学上二年级。虽然我在那儿只上了两个礼拜的学，但那短短的日子，却在我的童年中留下了一些些窘迫的记忆。

　　一是那时全国没有材，我在北京学的是加减乘除的算数，而西安小学教的是“X+Y”的代数，要解方程，内容深得多。我上课时真有如听“天书”一般，备感煎熬；

　　二是当时并不像现在一样，提倡全民说普通话，无论课堂内外，全班同学都是说陕西话。老师在课堂上叫我回答问题时，我只要一张嘴，就会引起同学们的哄笑，弄得我极为尴尬，感觉自己是个“异类”，与周围格格不入。那会儿我特别羡慕同班的艾同学，她比我早从北京到西安一段时间，已经与本地小朋友打成一片，学会说地道的陕西话了。

　　然而，这样的状况也没有持续多久，两个礼拜后，就放了寒假。之后位于翠华路上的三保小成立，我就与西安小学匆匆告了别。来到三保小，老师上课从算数教起，周围的同学也都讲普通话。在学习和语言上困扰我的种种问题，就一下子消失了。

　　在三保小的时候，小朋友们一周回一次家，平时吃住都在学校，妥妥的寄宿生。那会儿是国家极为困难的时期，学校给我们发的馒头，有点儿像现在的杠子馍，是条状的，上面两个刀印，但是没有切开。我和周围的小朋友们在吃馒头时，有一个特殊的顺序：先把馒头皮一点儿一点儿剥了吃，最后才是吃瓤。这样在感官上似乎自己能多吃点儿，其实也只是为了得到一点儿心理安慰。

　　三保小很重视学生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先后请来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儿子、哲学家孙定国、西北局宣传部马子明、烈士小萝卜头的姐姐等来给我们做报告。孙定国的报告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把深奥、枯燥的哲学讲得出神入化，生动活泼，十分的“接地气”，全校同学们听得是如痴如醉。演讲中，他用手拍着肩膀告诫我们：“小朋友们，拍拍你们的肩，能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台下的我们也随之拍拍自己的肩膀，小小的人儿在心中异常坚定：一定要好好学习，做好的接班人！

　　小学生也有属于自己的潮流“时尚”。有一阵儿，位于小寨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小寨商场里，出售手工编制的草鞋。大家都知道这种草鞋是红军穿的，好奇极了，不少同学纷纷购入，体验一把红军战士的感觉。只是，这草鞋的质量实在不怎么样，穿个半天，绳子就断了，脚还扎的怪难受，只得换回平时穿的布鞋。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赶时髦”中，小朋友们体会到红军的不易，自觉与这些伟大英雄们的距离又近了一点儿，从而把那份崇敬和敬佩深深留在了心里。

　　从西安来北京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饱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来之前母亲为了哄我，对我说到了西安，馒头可以随便吃，结果哪儿有这回事儿啊！倒是火车上的列车员很费劲儿地拖着一麻袋的烧饼，在每个车厢使劲地叫卖，这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乘客可以不用粮票直接出钱买，但必须“限购”，似乎每人最多买一个。

　　关于食物，小寨的几个饭馆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小寨十字西边附近，有一家义祥楼羊肉泡馍馆，再旁边有一家卖元宵的甜食店。十字东南角还有一家向阳食堂，主营油泼面，在如今西安国际贸易中心那儿，一碗面是1毛5分外加3两粮票。下馆子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一年也难得几回，但它们的美味实在是难以忘怀。

　　不过有一个事我一直挺困惑，现在风靡大江南北的陕西小吃肉夹馍、凉皮，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60年代那会儿在西安哪里有卖的。所以我总觉得，肉夹馍、凉皮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不知道有没有知情的朋友可以讲讲西安小吃的出名历程。

　　那会儿的小寨十字没有赛格，却在西北角有一个小寨商场，也是五脏俱全。说是商场，其实是平房，临街一面墙，嵌了一扇窗户。从院子门进去，才能进商场里面。进来别有洞天，中间是个大院子，菜市场、百货店、副食店、新华书店、服装店……分布在院子四周的各间屋子中，方便周围的居民一站式采购。

　　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一是看电影，一是游泳。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是我和小伙伴最盼望的“电影时间”。文革前的电影，我几乎都是在西北局的大礼堂中看到的，有什么《无名岛》《在敦化的密林中》《红色娘子军》《英雄小八路》等等。通过电影屏幕，小小的我们看到自己生活以外那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父亲工作的部门和我在的三保小，都组织过干部和学生修建游泳池。阳光、蝉鸣的夏天，西北局的游泳池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那会儿，有个年纪稍大一点儿的高个子小伙伴，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游泳，蝶泳、自由泳、蛙泳、仰泳样样拿手，姿势特别标准。每当他在游泳池里像一条鱼儿自在穿梭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儿都围在一旁，睁大眼睛盯着他，别提多羡慕了。就这样，在他的带动引领下，院子里的小伙伴们都潜移默化，在“人传人”的过程中学会了游泳，个个像模像样。

　　文革时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那时对一切能搞到的小说真是如饥似渴的阅读，阅读成了那时最好的享受。现在回想起来，除了《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读物，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几本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茹尔宾一家》和《你到底要什么》。通过这些读物，我了解到了苏联人民的工作、生活情况。那会儿年纪小，只记得特别向往苏联，至少人家的家庭里，饭是能吃饱的。

　　除了文学，还有音乐。我们家里有一台电唱机，还有一张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唱片，是59年的时候我父亲买的。当时，我常常和同学在我家里，一起偷偷地播放这张唱片听。我们边听边感到惊奇：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听的乐曲！与《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这类慷慨激昂型的歌曲不同，这首乐曲悠扬抒情，呈现出另一种美，可以说在我们的文艺世界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6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小寨东路上刚刚种下了一株株小树苗，一把就能攥住，而今，那些漂亮的法国梧桐已经长得枝繁叶茂。直到现在，西安老区的友谊东路、柿园路、大庆路等等路边，这些梧桐树依然为这座城市带来浓浓绿荫，赋予古都独特的气质。每当看到这些大树，我就想起倡导在西安种梧桐的老市长徐步，不禁为他的人生命运感到些许遗憾。

　　如今位于小寨东路的陕西历史博物馆，60年代初时是一片菜地，偌大的菜地里，孤零零矗立着一个厕所，不远处有一架水车。为什么我记得如此清楚？因为这田园牧歌的景观背后，却牵连了一件30多年前的刑事案件。

　　1986年，西安魏振海犯罪集团杀人案轰动一时。1990年破案后，公安部还以此题材拍摄了纪实片《西安大追捕》，我记得「贞观」之前也有好几篇文章中讲述了这起案件。这里，我就自己的视角、经历，回顾一下这起案件中的一点儿小细节。

　　90年一个寒冷日子的晚上，天已暗黑，我从西安市东郊的兴庆路附近出发，乘坐朋友的车准备去往火车站。正当行至西京医院附近，往长乐西路左拐没多久时，前方有警察在招手，朝我们走来。警察带着满脸的严肃与威严，先从车内检查，看是否有多余人乘坐，接着司机师傅下了车，打开后备箱，里里外外检查个透，才放我们走。那晚，所有经过那条路的车都经过了这个程序。

　　那几年我没有在西安工作和生活，对于魏振海案件不甚了解。过了年以后，当我从外地返回西安，听朋友说起魏振海已经被逮捕时，才对这起案件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他的讲述中，我脑子“嗡”的一下，案件发生那片地域，我着实再熟悉不过了。

　　69年年底，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西北局正式撤销。西北局机关所在的小寨一带地域，移交给了省军区接管。位于雁塔区委东隔壁的西北局一宿舍，也成为了军区的家属院。

　　魏振海1986年在小寨东路家属院犯案的那栋楼，正是我们曾经的家——一宿舍。而他犯案后抛尸的地点，正是在同一条街上，不远处的那片菜地中的厕所。如果菜地中那架水车还在的话，该以何等悲悯之心，沉默无语，见证了这一场人间惨剧。

　　而我那天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被搜查，其实正是警察在搜寻越狱又犯案的魏振海。从我被搜车的小插曲中，可想而知当时警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夜幕下的西安全城，隐藏在了一种巨大的压强之中，恐慌而窒息。

　　回顾往昔，小寨有我的童年，有我温暖的家。曾经的小伙伴已然白发苍苍，可以近看大雁塔、远眺南山的静谧地域，如今已经成为西安著名的商业地标。公海赌赌船官网